中國社會科學網訊
2019年12月8日上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和北京鐘南山創新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北京大學第十屆經濟思想論壇暨第三屆新新智庫論壇——新中國七十年發展道路與當代創新教育之創新人才培養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603報告廳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國內多所高校院所的百余名專家學者參與了此次論壇。論壇設置了學術報告和圓桌會議討論環節，會議旨在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共同商討新中國七十年發展與當代經濟學發展展望、當代創新教育與創新人才培養，進一步推進經濟史學類學科發展，助力我國人才培養和經濟理論創新發展。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董志勇教授致開幕詞，他代表經濟學院向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回顧新中國七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學科的蓬勃發展，董志勇認為目前學界仍應對以下三個方面給予重視。第一，雖然中國的經濟學科發展取得了很多的進步和提高，但是在國際上話語權的建設還需進一步的提升；第二，經濟學科在實證研究領域雖然取得了較多發展，但是對于重大領域的理論創新和突破還遠遠不夠；第三，目前對于中國經濟中的重點、焦點問題的研究仍然是十分缺乏。北大經濟學院具有以史論見長,論從史出的優良傳統，要了解中國經濟這列火車將要駛向何方，首先有必要先了解它從何處而來，這正是學院大力支持經濟史學類學科發展的重要原因。希望在經濟史學系主任周建波教授的帶領下，通過舉辦論壇、講座等方式，不斷推動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的發展，也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提出更多建設性的意見。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董志勇教授致開幕詞
本次大會共邀請10位國內經濟學界的知名教授進行主旨演講。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 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前常務副會長、秘書長錢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副主任郝煜副教授共同主持了主旨演講環節。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黃少安發表了題為“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如何演變”的主旨演講。黃少安認為經濟學最基本、最核心的理論就是價值理論，希望探索財富增長、價值增長的源泉。從西方經濟思想史來看，有關價值理論的探討經歷了多個歷史時期。17-18世紀盛行的重商主義認為國家的財富主要來源于流通領域。這樣的觀點在特定歷史時期內是正確的，例如中國上世紀80-90年代經歷了全民下海經商的浪潮，當時很多人相信做買賣就能賺錢，也即財富來源于流通、交換。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以英國為代表的先驅工業國的主要生產要素由商業資本逐步轉變為生產力，亦或稱之為工業資本、物質資本。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派思想認為財富主要來源于生產，只有通過加大勞動投入，以及通過分工等方式提高勞動生產力才能加快國家財富的積累。雖然工業革命和古典經濟理論帶來了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但是馬克思敏銳地發現，財富創造雖然相較于過去變多了，但無產階級卻相對越來越貧窮。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關注于財富的分配領域，并對當時的資本主義進行了有力地批判。十九世紀經濟學關注的重點從勞動價值論轉向邊際效用價值論，即商品的價值由邊際效用決定。這主要是由于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市場的供給充足，以致需求成為決定供給的主要因素。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于價值的探討并沒有過時，價值本身的源泉依舊可以通過勞動價值論的框架進行解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主導了新中國七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相信未來其他經濟學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大。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黃少安演講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周文教授進行了題為“新時代中國經濟學如何高質量發展”的主旨演講。周文指出，目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現狀與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并不相符，缺乏歷史支撐的經濟學理論必然曇花一現。
周文以兩個生動的案例闡釋了經濟學在看待中國發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目前中國經濟學在世界經濟學中的地位。在紀念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有一位老太太親自致電中央電視臺，認為中央電視臺的宣傳片中只展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數據，無意之間抹殺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成就。但是這位老太太不了解的是，1978年以前我們沒有GDP等衡量經濟水平的指標，前三十年新中國在水利工程領域取得了很多進展，但這些勞動力的投入需要以一種合適的方式進行度量。因此了解經濟學是有必要的，因為通過經濟學可以全面看待中國的發展。
周文指出中國經濟發展想要得到世界的認可，還需要在經濟理論上尋求突破。第二個案例是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研究發展經濟學的外國學者，以表彰他們在減貧理論的研究突破。但事實上中國才是世界上減貧、脫貧最成功的案例。正是因為缺乏系統理論的表述，所以中國故事未能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要加強制度理論研究，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周文強調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國際化不是“洋化”，不是說在西方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就等同于國際化，中國經濟學國際化的標志應該是能否支撐中國更好的走向世界。為推動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的高質量發展，我們還有許多重要的任務亟待完成，例如完善我們的學科體系，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等。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周文教授演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德步發表了題為“中國現代社會轉型與中國經濟學的人文重構”的主旨演講。高德步指出西方經濟學在歷史上經歷四次重要的重構后逐步拋棄了原有的人文主義，并試圖走向純碎的“科學主義”。西方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人文傳統奠基于古希臘、古羅馬時期。但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于理性主義興起的大背景下，因此西方經濟學自建立之初，人文主義較為衰弱。第一次重構主要由亞當.斯密區分了人的理性與感性，代表性著作有《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第二次重構由大衛.李嘉圖完成，他邏輯演繹與歷史歸納兩種研究方法相區別，使得經濟學專注于純粹的抽象和演繹方法。自此以后，經濟學的主流表現為非歷史的經濟學。第三次重構由以約翰.穆勒、西尼爾等人為代表的后古典主義者提出，并推動了經濟學向實證科學的轉化。實證（positive）與規范（normative）分別試圖解決了為什么（why）和應該如何做（how）的問題。在經歷這次重構后，經濟學開始擺脫道德倫理等價值判斷，并成為了完全的實證經濟學；第四次重構由新古典主義者完成，他們以自然科學為榜樣，運用邊際分析和數學方法，試圖將經濟學轉變為實驗科學、工程科學。如此一來，經濟學被去價值化，經濟學也變成純粹的科學經濟學。
高德步認為西方經濟學重構的歷史發展呈現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局面。一方面，西方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方法實現了對社會經濟現象的精密化分析和闡釋，另一方面卻也導致了人文價值的缺失。高德步指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不應重蹈覆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當堅持結合歷史研究的方法，重視道德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用自己的民族語言，最終形成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高德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主任周建波發表了題為“中外文化交融與盛唐的產生—簡論當代中國道路”的主旨演講。周建波指出隋唐盛世的產生與宏觀、微觀制度的健全及其相互的協調是分不開的。
宏觀上，隋唐是大一統國家有效遏制世族，同時世族仍有力量對政府形成有力約束，避免政府濫用權力的一個時期。國家具備強有力的公共品供應能力，同時發揮了大一統政府所具有的規模優勢，憑著所掌握的大量人口，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動員民眾從事修路架橋、水利灌溉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推動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隋唐的賦稅負擔低，并在佛教眾生平等思想的影響下出臺了廢除酷刑、解放奴婢等政策，眾生平等的思想提高了社會中女性地位，科舉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官員素質和政府服務管理社會的能力。
微觀上，魏晉南北朝時期，奴婢是社會經濟中一支不小的勞動大軍，到了隋唐佃客成為生產的主體，全社會的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平等的氛圍也煥發了全社會的勞動積極性，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中國產生了儒釋道多元信仰的新文化。儒家更偏重群體的管理，不注重個體，儒學經常被批判為壓抑個人自由的思想體系。但是道教和佛教注重個體價值的實現，它們強調個體幸福最大化。所以在佛教的影響下，中國文化提倡利人利己，既為了社會也不能忘了自己，這樣才能可持續發展。但更不能光看到自身利益而損害了社會利益。儒釋道多元信仰的格局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一股撲面春風，也使當時的世族獲得了民生，在種族問題上由強調封閉性一變為強調開放性，在文化問題上由捍衛異型而強調共生性，鞏固了民族大融合。
正是經濟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有機結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動，政府宏觀調控與微觀主體經濟活力的空前釋放，才為兼容并蓄的盛唐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史學系主任周建波演講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宋丙濤教授發表了題為“新中國七十年：理論與實踐”的主旨演講。宋丙濤認為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年的發展，前三十年可以被稱之為公共經濟的增長，后四十年則可以被稱之為市場經濟的增長。經過前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人口平均壽命從35歲到現在已經達到77歲；教育普及率從25%到現在90%。從這兩項數據可以看出，前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后四十年發展的人力基礎。此外，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解決了新中國國防公共物品短缺的問題，提供了國家安全和主權等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條件，為新中國創造了穩定的外部政治環境。
隨著地緣政治的轉向，新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并迎來了四十年的快速發展。這四十年的快速發展提升了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最近幾年來，我國又有開始轉型公共經濟增長的趨向。中國政府重視基層治理，扶貧脫貧等問題，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宋丙濤指出東西方在國家治理的哲學基礎有著根本性的區別。舉例而言，中西方的古代傳說共同記載了一場洪災。西方面對洪災采取的方式是建立諾亞方舟，只能選擇一部分人坐上方舟。因此，選擇的過程是否公平，程序是否正義是西方人關注的重點；而中國人解決洪災的方式是大禹治水，中國國家治理的哲學基礎是讓盡可能多的人受益，也即注重結果最優。從東西方關于國家治理的哲學基礎來看，東方的哲學思想和馬克思思想本質上是極為相近的，這也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源頭。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宋丙濤教授演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孫圣民發表了題為“馬克思主義傳播、國家能力、制度差異與經濟發展”的主旨演講。孫圣民指出以往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理論解釋集中于人力資本等因素，例如從本土的人力資本視角看，江浙地區歷史上狀元和進士的人數最多。經過歷史長期的積淀，江浙地區人力資本基礎較好，因此新中國以來江浙地區也成為了中國最為富裕的區域。此外，還有外來的促進人力資本增長的因素。近現代基督教的傳播提高了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培育基礎，對于新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人力資本是最重要的，基督教又起到了巨大作用，為什么其他發展中國家未能取得與中國快速發展相似的成就。
孫圣民及其團隊經過研究發現國家能力對于經濟增長遠大于人力資本的促動作用。儒家文化重視士大夫建設和道德說教，儒家文化強調的是向過去看，注重傳統和秩序。這種文化有利于日常社會的穩定運轉，但是不利于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和黨內治理。馬克思主義傳播彌補了儒家文化的不足，統一了大家的信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給大家提供的一個向前看的預期，有利于激勵個體積極性。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文化既強調個體性也強調集體性；在解決問題時，即要求落實上級和中央部署也要在基層做到實效，做到有效治理。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中國帶來了新的政黨文化，這種政黨文化通過信念和規范的傳統傳導途徑，可以代際傳遞，可以提升政府區域內的合作和治理、政府的國家能力特別是制度創新能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孫圣民演講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龍登高發表了題為“新世紀跨越式發展的實現路徑與認識誤區”的主旨演講。龍登高指出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的發展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以基礎設施行業為例，1977年我國全部港口的貨物吞吐量之和尚不及荷蘭鹿特丹一個港口，因此上個世紀我們往往對自己的發展表現得極為不自信；過去幾十年，中國取得了超預期的跨越式發展。根據2018年聯合國發布的報告，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國的港口獨占七家。在這種背景下，社會中似乎又出現了一些自我膨脹的言論，例如有人因為全球化的風險希望否定開放與國際化的取得的成果。龍登高指出新世紀跨越式發展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市場共同發揮積極作用的成果。以中國交通航運業為例，2005年時中國港口的貨物吞吐量的數據是“十五”規劃的預計兩到三倍；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在香港上市后，通過進行現代化企業的組織管理，提升了企業運營效率，中交集團在世界500強中的排名由2008年的426位上升到2018年的91位。可見，市場微觀主體在良好市場環境中所迸發出的活力是超乎想象的，這是難以單獨通過計劃得到的。因此，片面強調舉國體制，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忽略市場的作用是進入了認識誤區。
實踐已經證明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全球化和市場化的推動，企業需要要對外交流學習，以及在國際市場中競爭成長。港珠澳大橋的成功建立離不開世界橋梁、水運技術長期發展的成果，以林鳴為代表的中國工程師們從未放棄對于技術差距的學習追趕。中國民營企業代表華為也曾經花費巨資向IBM學習建立完善的管理體系。如果沒有國際交流和競爭，如果過分渲染全球化的風險和恐懼，又如何能迎來跨越式發展呢？當然，我們也必須要肯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政府可以合理推動地方基礎設施等投資，但要警惕過度投資的問題。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龍登高演講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現代經濟史研究室主任趙學軍發表了題為“156項建設項目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主旨演講。趙學軍研究員探討了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的落地對新中國產生的主要影響。
第一，156項重點建設項目是當代中國工業化的源頭，是中國建立獨立工業體系與國民經濟的奠基石。156項重點建設項目扶植了一批骨干企業，許多后起的企業都是圍繞骨干企業然后慢慢發展成體系的。這些骨干企業的建立還推動了我國產業體系的建立。
第二， 156項重點建設項目改變了中國生產力布局，尤其是促進了中國工業城市的興起，改變了近代中國畸形的工業布局。1949年的工業體系布局頗不合理，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當時有“上青天”的說法（指上海、青島、天津），內陸地區則主要是武漢和東北。156項重點建設項目帶動了如甘肅蘭州、山西大同、長治，河南洛陽等后起工業城市，正是這些變化平衡了中國工業體系布局。
第三，156項重點建設項目是當代中國技術進步的源頭，當時引進的156項重點建設技術上在當時世界上都是先進的。在156項重點建設項目推行之后，我們成功造出了飛機，長春一汽造出了汽車，洛陽一拖造成了拖拉機。蘇聯大規模、全方位地對中國進行援建，并取得了諸多成果，這是全球歷史上少有的落后國家推進工業化的成功案例，值得深入研究。
第四，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確立了計劃經濟時期的舉國新體制。十九屆四中全會講我們要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156項重點建設項目就是計劃經濟時期的舉國體制的實踐。這種體制具有如下特征：國家財政大規模投入、以國有企業為技術創新主體、集中全國力量進行技術攻關、技術創新聚集于急需的重化工業。
第五，156項建設項目創新體系對高質量發展有借鑒意義。集中國家資源推進關鍵技術的舉國體制具有優越性；我們要抓住機遇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戰略決策；繼續發展國有大企業科技創新的主體作用；引進技術消化吸收與再創新的“干中學”的創新方式；派出留學人員與自主培養相結合的人力資本積累方式；積極利用外國科技人員的“外腦”人才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現代經濟史研究室主任趙學軍演講
中國政法大學商教授李曉發表了題為“中國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的主旨演講。李曉指出企業家精神的內涵是創新，中國歷史上反映企業家精神的案例比比皆是。李曉例舉了《史記 貨殖列傳》中記載的先秦時期烏氏倮的例子。烏氏倮是牧民出身，但是眼界過人。他通過向戎王進獻“奇繒物”，獲得了戎王的大量賞賜。烏氏倮的成功源于他自身的目標明確，并一以貫之，他并不求官也不求地，就是追求更多的牛羊；其次，他對目標客戶戎王做過深入研究。烏氏倮追求大量的牛羊，唯有戎王才是合適的交易對象。戎王衣食無憂，需要通過一份奇珍異寶才能引起戎王的興趣。最后，烏氏倮還能了解到絲綢是最合適的進獻物品也說明他的眼界不是一般的牧民所能企及。
另一個例子是戰國時期的白圭。李曉認為白圭總結的智、勇、仁、強可以作為中國歷史上企業家精神的集中概括。其中，智指的是對世界的認知，是明道達變的理性精神，這同時也是創新的源泉；勇足以決斷，勇代表了謀定而后定的進取精神。但勇不等同于莽，而是指有勇有謀，即既要遵循客觀規律還得審時度勢；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題，仁就是要擁有仁以取予的仁者之心。在商業活動中體現為擁有正確的價值判斷，不能弄虛作假；強則是自律守拙的精神，在商業活動中體現為長期堅守自律，遵紀守法，誠實守信。長期堅守這樣價值觀的企業注定構筑他人難以跨越的壁壘，也一定是競爭中的強者，勝者。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李曉演講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錢津發表了題為“開啟高等智能教育改革”的主旨演講。錢津指出中國教育創新發展的癥結應當在以大學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問題。高等教育的改革思路或在于開啟高等智能教育改革，主要有以下三點改革思路：
一是推行通識教育課程，具體可分為三個模塊—基礎模塊、主干模塊和實踐模塊。基礎模塊包含計算機課程，高等數學課程和邏輯課程。目前，大部分高校對于文科專業的數學學習不夠重視，數學是人類智慧的凝結表現，缺乏嚴謹的數學和邏輯思維的鍛煉，將無法從事深入的研究。主干模塊則包括社會學，科技史，社會心理學，公共關系，人際關系學，歐洲哲學史等。實踐模塊包括實業教育、品德教育和社會教育實踐課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農業勞動。因為農業生產是人類文明的基礎和發源，不參與農業勞動便無法深入體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文明的變遷。
二是推動課件學習向軟件學習方式轉變。有的高校發現，部分老師沒有課件輔助后便不會講課，因此要回到板書授課的模式。這其實是一種倒退，不能發現了問題就回到以前的狀態而要積極解決問題。對于課件學習解決的方法就是向軟件學習方式轉變。根據國外相關研究調查，學生在進行學習時眼睛和耳朵并用的效率不高，因此傳統授課模式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通過軟件學習的模式，學生可以主動進行學習，老師可以真正起到指導作用。
三是由被動接受型教育轉變為主動發現型學習。傳統的教學模式是填鴨式的教學，學生總是處于被動接受知識的一方。但是通過長期的觀察發現，真正取得成就的學生普遍具備很強的自主學習能力。真正的創新也是依賴于主動發現型學習的模式。因此傳統的被動接受型教學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要通過軟件教學改變教學方式。
錢津認為這種改革的方式是必要的，在智能化的時代，我們有必要掀起一場高等智能教育改革的浪潮。真正的創新來自于基礎的思想創新，惟有實現中國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才能有效增強我國在重大領域的突破創新能力。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錢津演講
此外，本次論壇還進行了題為“人文素養與創新教育”和“科學素養與創新教育”圓桌論壇。
“人文素養與創新教育”圓桌論壇
“科學素養與創新教育”圓桌論壇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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